红船来稿丨第一代军工人不懈奋斗的故事(一)：军工报国显身手

  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盛大阅兵至今让我们激情澎湃，它展示出中国国家实力的强大、军备力量的雄厚，也彰显出人民军工几代人为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安全作出的卓越贡献。

  我的父亲罗坦有幸成为这千千万万在中国领导下的军事工业第一代人民军工中的一员，从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后分配到延安中央军工局兵工厂从事枪炮制造，他就一辈子也没离开党的军工战线，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从当年的土法造枪造炮到新中国成立后创建我国包括兵器、航空、核武器、舰船的国防工业和管理，参与建造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第一艘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专用测量船等新型第一代舰船的研制生产组织领导工作。

  他和他的战友们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军工报国、甘于奉献，为国争光、勇攀高峰”的军工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为国家的国防建设、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这里我想讲讲第一代军工人暨开国军工们那些气壮山河、波澜壮阔的奋斗故事。

  我的父亲出生在上海一个穷苦的工人家庭，十三岁开始在上海做工，挨打受骂，经常失业，受尽剥削，没有生路。

  1931年父亲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在封面《科学》的传单里，看到《中国党章》。

  1935年父亲罗坦在进步知识青年的带动下，参加沈钧儒等领导的上海各界救国会、抗日青年团、地下党秘密读书会，做了很多抗日救亡的工作。

  经过观察，上海地下党领导人黄诺敦与父亲谈话说：“我对你很了解，你思想进步，又有胆量，是读书会的人，我们做的工作要你一起来参加！” 父亲当即向上海地下党、读书会表示：“为了革命，就是牺牲了生命也不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苏州成为第二防线后，苏州红十字会成立了救护队，父亲积极报名，被选为队长。救护队要在火车站抢救从前线刚刚运到的伤兵，工作是极其艰苦危险的。

  一次，敌机又来轰炸，正有一列火车从南京方面开来，满载弹药，刚停在苏州火车站上就被敌机炸中了，眼看这列火车的炸药将全部被引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从未开过火车的父亲临危不惧，他飞快地跳上车头，运用在工厂学到的技术很快摸索出开车的门道，将火车开出车站外较远的地方后，又冒着危险把着火的那节车厢和没有炸着的车厢脱开，把十多节装满炸药的车厢拉走，避免了一场灾难，保护了前线一批急需的弹药。这件事轰动了整个苏州，被当作英雄事迹广为流传，中国社会活动家、爱国名人刘良模特地跑到车站为父亲进行采访拍照，在苏州和上海报纸登载并向美国媒体发去报道。

  在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永久展出着一本名为《陷京三月记》的书，书的作者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南京守城军军医蒋公榖。这本书由程潜、张治中、李济深、陈布雷等十一位军政要员阅后分别题词、作序，成为世人了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最早、最为直观的史料，也成为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将南京大屠杀作为专案审理向国际法庭提交的重要佐证。

  在这本《陷京三月记》中记载了1937年12月12日：“苏州红十字救护队计有男女队员二十人，都是热心爱国的青年，他们于十一月三十日徒步来京，投效本处；……此时所有重要命令的传达，伤病员过江的护送，都是他们不避艰险地负责担任的。队长蒋雄君尤富胆识，的确是可以担任重大责任的人。”书中所提及的队长“蒋雄君”即是我的父亲罗坦。

  1937年苏州失守后，我父亲和救护队商议往南京去参加南京保卫战，死也不怕，决不当亡国奴。南京城日寇的炮声都听到了，在那紧急关头，又是父亲有些机械电器的修理技术，经他抢修的坏船蒸汽引擎总算能开动了，于是父亲负责开船，护送近500名伤员和难民艰险渡江，他们到长江对岸浦口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3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就在这天爆发了！

  我父亲在国家危难之时表现出的过人的勇敢和高超的技艺，引起人的高度赏识，他们也需要这样的忠勇担当之人，竟有人按《陷京三月记》一书找到父亲，要他参加，但是父亲坚定地选择了。最终是、毛主席接收了他，成为我党我军军工战线的一名尖兵！

  父亲罗坦到达延安一个月后即1938年7月被吸收为光荣的中国党员，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人学校、马列学院学习，共学习三年。作为工人阶级一员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特殊珍视和重点培养，让他终生受益。

  中央决定将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二大队改为职工大队。1938年8月开学那天，毛主席到校作了重要讲话。毛主席说：“中国工人阶级在旧社会受的剥削、压迫最深，革命性也最强，是特别能战斗的阶级，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抗战开始以后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产业工人集中到延安，这是我们党从未有过的、了不起的大好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后，还要依靠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因此，我们一定要大力培养工人干部。”这让我父亲这个饱受旧社会剥削压迫的上海穷苦工人备受感激和鼓舞。

  1941年9月从马列学院毕业后，我的父亲母亲被分配到延安中央军工局手榴弹厂，父亲担任技师、总务科长，至此他们再也没有离开党的军工战线，无论经历多么大的艰难困苦、无论受到多么大的曲折冤屈，他们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党的军工事业奉献一生。

  习主席在2023年新年贺词中特别讲到：“党的二十大后我和同事们一起去了延安，重温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战胜世所罕见困难的光辉岁月，感悟老一辈员的精神力量。”那是一些什么样的光辉岁月？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

  《游击队之歌》我们大家都会唱。但是，《游击队之歌》被老一辈军工人却唱成这样：“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日本狗，没有枪，没有炮，都是我们自己造……。”他们始终忘不了抗日烽火战争年代，在延安窑洞里自己造枪造炮打击日本鬼子的艰苦岁月。

  1938年1月1日指出：“过去抗战部分失败，我们的国防工业不如敌人，也是一个原因，将来要最后战胜敌人，一定要发展国防工业。”根据的指示以及革命战争的需要，决定迅速创建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工业。1938年3月在延安成立中央军工局，由总参谋长滕代远兼任中央军工局局长、李强任副局长。

  陕甘宁边区延安是中国中央委员会和所在地，地处我国西北黄土高原，资源贫乏，经济落后，一些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如钢铁、布匹、农具、纸张、火柴、肥皂等都要从外地输入。抗日战争时期，又处在严密封锁之下，人民生活更加困难。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工业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诞生、发展起来的。

  早在1937年10月22日，致电在山西前方的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彭雪枫：“请你们立即开始用一切方法在山西弄到一部分造枪机器及若干造枪工人，准备在延长设立兵工厂造枪。”

  有这么一天，山西临汾刘庄八路军办事处分外热闹。原来是朱德总司令来到兵站，听说来了一批山西太原兵工厂的技术工人，他高兴极了，热情的同他们一一握手，当这些工人兄弟坚决表示只想当兵报仇打鬼子不当工人时，朱德总司令亲切的对他们说：“用不着你们拿枪打敌人，拿枪的人有的是，现在部队就是缺少。你们到兵工厂去造枪造炮打击敌人，比你们拿枪打敌人更重要！”

  他们在军阀的山西太原兵工厂炮厂、机枪厂等厂当工人，受尽了欺压，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苦学技术，刘贵福从学徒、技工、工匠、当上匠长；孙云龙练出了一手以钳工为主修造枪炮的谋生手艺；张庆森13岁就在太原山西兵工厂当了车工学徒，尝尽人间疾苦，不畏，学习技术，慢慢的变成为技艺高超的大工匠。“七七”事变后，日寇入侵中国，他们流离失所，终于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了革命。

  他们被分配到延安兵工厂工作，第一次感到做一个工人的光荣，深深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他们刚到延安不久就在一起做了两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1938年11月20日，日寇飞机对延安狂轰乱炸。刘贵福、孙云龙、张庆森等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一起研究设计，利用延安兵工厂简陋的设备，经过六天六夜的奋战，将两挺马克沁机枪改装成了高射机枪，分别安装在延安清凉山和宝塔山上，从此延安有了防空武器。

  他们刚到延安兵工厂时，这里只有一台美国车床、一台立式铣床、一台牛头床，因没有技术工人都闲置在那里，他们和其他工友们把这几台设备检修好，用来修理前线八路军将士缴获的。但他们看到修理的没有一种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他们暗下决心要造一种自己的步枪来武装八路军。刘贵福担任延安兵工机器厂枪械修造部负责人，他和孙云龙、张庆森等工友们商量，研究参照各种步枪的长处，勾画出一个个草图。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把在旧社会学到的技术、绝招全部拿出来，被称为“机工大拿”的张庆森那时用的精度比较高点儿的二八车床日夜倒班生产，要是现在看来是破烂儿车床，那时可是宝贝呀，规矩点儿的活都是在那上干，张庆森这些大工匠手艺高，干出来的活儿有的能达到千分之三的公差，现在有的机床都达不到。他们不分白天黑夜的奋战，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39年4月25日试制成功第一支马步枪。开创了步枪轻型化的先例，从此进入中国自己设计制造步枪的历史，受到朱德总司令的热情称赞。

  马步枪在延安“五一”第一次工业展览会上被评为甲等产品奖，刘贵福被评为“劳动英雄”，毛主席题词“刘贵福同志你是生产战线上的英雄—”。

  由于孙云龙、张庆森和赵西海等工人技术高超、成绩突出，被誉为陕甘宁边区的四大能工巧匠，工人中也称他们为“四大名旦”。1944年5月1日，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上孙云龙、张庆森等再次被评为甲等劳动英雄。

  等领导同志在参观边区工业展览时，看到了他们制造的这支外形新颖、短小的马步枪。毛主席拿起这支枪高兴的问陪同参观的军工局局长李强：“这是谁造的？” 李强指了指当时在现场的孙云龙说：“是钳工股股长孙云龙带领大家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出来的。”毛主席看了看孙云龙说：“这很好啊！我们自己也能造枪了！”然后毛主席用手掂一掂，又拉了拉枪栓，瞄了瞄准，他对李强说：“这个枪使用起来更便捷，很好，要继续努力，创造条件，多生产一些，支援前线。”

  展会后，延安军工局开始在安塞县与志丹县交界处郝家岔村建设军工二厂用来生产“无名氏马步枪”，这个厂在当年军工局下属的九个厂是顶级规模的，这是在主席指示下人民军工自创建以来的第一个专门制造步枪的兵工厂。

  1941年初，朱德总司令与徐特立同志骑马跑了一百四十多里路，来到了生产马步枪的郝家岔兵工厂视察，先看了造好的新枪，然后又一个车间一个车间看了生产的全部过程，最后到靶场看实弹射击。朱德把孙云龙叫过来说：“你这个钳工股长干得不错，把新式步枪造出来了，是件了不起的事！” 朱总司令又对他说：“你给我打五发子弹，看看枪的精度怎么样？”孙云龙接过枪，打了五发，枪枪都中红心。朱总司令夸奖说：“很好！精度很好！都打中靶心了！八路军就是要精度好的武器！但愿你们大量制造，装备咱们的八路军！”

  全国解放后，孙云龙在冲锋枪生产厂担任厂长11年。与全厂干部职员共同奋斗实现了在延安生产第一支马步枪时要为人民军队多造枪、造好枪的夙愿。从主席1950年10月亲自批准命名为“50式冲锋枪”，到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的1953年底，共向部队交付50式冲锋枪35.8万余支。由于50式冲锋枪性能强、威力大，有利于打近战和夜战，深受志愿军战士喜爱。

  ▲这是唯一一张毛主席持枪的照片。主席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统帅，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但是有意思的是，我们很少看到毛主席持枪的照片。这是1964年6月10检阅军事比武汇报表演时试用瞄准比武尖子的56式半自动步枪拍摄的。

  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1985年2月13日，兵器工业部在北京远望楼宾馆首次举行我国军工战线老兵工座谈会，延安中央军工局部分老同志合影。这张照片上参加座谈会的老兵工都曾是与我父亲罗坦一起奋战、格外亲切的老战友，当时健在的军工老前辈。

  后排左四就是当年的延安军工英雄孙云龙，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五机械工业部二局枪炮局副局长。

  刘柏罗当年是位戴眼镜的男青年，曾任延安军工局兵器室负责人兼联防军司令部兵器教员，茶坊兵工厂机械设计师。1940年初的一天，主席陪同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到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参观，当他们看到展出的产品中有兵工厂生产的成套小型机床，能用骡子驮着组成一个流动修械所时，毛主席赞许地对在场的青年设计师刘柏罗说：“好好干，大有前途！”

  解放后，刘柏罗参加“两弹一星”研制工作任中央专门委员会专职副秘书长。他把他们的军工经历写成一本书《从手榴弹到——从延安精神到两弹一星精神》，刘柏罗是军工人的骄傲！

  在延安军工中央军工局有“三杰”：一位是在苏联吃了六年黄油面包的李强局长、一位是自学成才的发明天才沈鸿工程师，还有一位就是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钱志道，他原有一份收入优厚的工作，曾应聘南京兵工总署应用化学研究所，抗战时他写信给，谦虚的介绍自己是学化学的，能为八路军造防毒面具，他收到的回信来到延安。那时军工局长李强正在筹办火药厂，于是如获至宝把他要过来，要他担任军工局化学厂厂长兼总工程师。经过钱志道的研究试验调整的制造出的手榴弹爆破震慑力大幅度的提升。他是陕甘宁边区基本化学工业的奠基人。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群英大会上，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为他亲笔题词：“热心创造”。

  在李强、沈鸿、钱志道形成的科技领导核心的组织推动下陕甘宁边区的机器厂、造枪厂、化工火药厂、手榴弹厂、迫击炮厂、炼铁厂都先后建立起来了，军事工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

  钱志道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局(导弹局)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展出着一架锈迹斑驳的1933年制造的被当年红军称为“小钢炮”的迫击炮。这是红军自己制造的第一批火炮。它的制造者是被后来称为“军工泰斗”的刘鼎。

  刘鼎1924年赴德国哥延根大学、柏林大学勤工俭学，由朱德、孙炳文介绍转为中国党员。1926年进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学习、任教。他是我党最早在国外学习科学技术的员之一。他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开始就呕心沥血，竭尽毕生精力从事兵工事业的创立和建设，成为中国军事工业创始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被同志赞誉为“兵工泰斗、统战功臣”。1940年任八路军总部（黄崖洞）军工部部长。1944年调延安任中央军工局副局长，主持军工局一厂掷弹筒子弹试造工作，取得成功。

  刘鼎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副部长，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航空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兼航空研究院院长。

  任延安中央军工局局长的李强早在1926年6月，21岁时调任共青团上海吴淞部委书记，奉中国早期重要领导人罗亦农之命，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制造炸药和手榴弹，经过两次试爆，终于做成了手榴弹，这是第一次涉足兵器制造。

  1944年5月1日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暨职工代表大会上，李强接过赠与的手书“坚持到底”的题词。这次会议的宣言中特别指出“要学习军工局长李强同志，他领导、计划、布置、设计并亲自动手，推动和帮助了边区重工业的各种主要发明和制造精神。”李强获得“特等劳动英雄”称号，在延安，他是唯一一位获得过特等劳动模范的局级领导干部。

  李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邮电部电信总局局长、新闻总署首任广播事业局局长、对外贸易部部长。

  前排右五：我父亲罗坦，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局长、司长，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在打乱日寇侵华战略部署的百团大战中，日本人发现了八路军制造的掷弹筒。冈村宁次不由恐慌的叫道：“哦！八路军有了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军事工业？”但这位日寇头子怎么也不会想到，使他们的部队胆战心惊的这一新式火炮竟是延安的八路军军工厂用极其简陋的设备和废铁打造出来的。

  军工产品的需求在不断增大，做手榴弹、掷弹筒和迫击炮不能离开铁，这时的李强局长又在考虑军工局建立炼铁部能炼出更多的铁。他找来同济大学毕业的徐驰担任军工局炼铁部工程师，筹办延安也是西北地区第一座炼铁厂。徐驰设计炼铁小高炉时因延安整风“抢救运动”被隔离，李强十分着急，他顶着政治风险不断向上级说明研制高炉对军工生产的重要，他大声疾呼：“谁能设计高炉？只有徐驰！我们不能没有徐驰！”。徐驰被李强“保”出后，他全力以赴主持设计高炉。他设计的以木炭为燃料的小高炉很有特色，雄踞于延安大山沟，蔚为壮观，成为当年延安的一景。经过反复实验，终于炼出了第一炉灰口铁，这在陕甘宁边区是一种很了不起的事情，吸引周围很多群众前来观看，那炼铁时喷射出来的灿烂火花让老军工和延安人民永远难以忘记。

  这些我国第一代老军工、老革命、老英雄他们都成为新中国各行各业的奠基人和领导人。

  人才是军工发展的关键。当时，延安军工部门集中了一批曾经就读、毕业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北平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暨南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德国、日本等高校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懂机器制造、化工、冶金、地质等专业。延安军工局被称“人才硅谷”。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军工们“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实现了“敌人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

  1944年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等敌后根据地参观时都用“奇迹、奇迹”来形容他们的感受。【作者：蒋爱丽，系延安老军工罗坦之女、中国船舶集团公司离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