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军工千载长安——简论阿莹《长安》笔下的军工画卷

  小说《长安》在题材选择上突破了普通工业题材中的传统使命和主题呈现，不再是热火朝天的钢铁炼制，也不再是工艺精致的工业美学，而是聚焦于隐秘于时代视野之外的军工行业和军工工厂内外个人生活的日常和心路历程，塑造了一群鲜活而真实的军工人物群像，呈现了共和国第一代军工人心怀国家、坚守使命、攻坚克难、精益求精和勇于奉献的军工精神。在叙事手法上，《长安》在工厂内外与政府机关、流水生产线与战斗前沿，军工研发与文物倒卖、异国留学生活与苏联技术援助等多重维度之间展开叙事，为工业题材小说提供了崭新的叙事元素和截然不同的生产生活新场景。

  长安浩瀚久远的千年历史见证了历朝历代无数人的兴衰沉浮，阿莹生于三秦，长于长安，也服务奉献于此，在秦岭多年的军工奋斗是他叙写《长安》的坚实基础和独特优势。激情燃烧的岁月与风云变化的时代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以自身的过往经历和生命体验为基础，用细腻温润的笔触书写了军工领域中众彩纷呈的人物图景，织就了共和国史上一幅可歌可泣、曲折发展的军工画卷。

  作为一部创作于21世纪却又聚焦于1949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业题材作品，《长安》既远离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时期文学英雄主义取向而带来的理想化和脱离实际，也避免了新时期工业文学作品由于工业经验不足而导致的简单化和模式化。以往工业题材的小说创作囿于时代和环境的局限，都或多或少残留着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影子，这一点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时期的工业题材作品中体现得较为显著。在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迸发期，十七年文学中涌现了一大批工业题材小说，从艾芜的《百炼成钢》到草明的《乘风破浪》，从萧军的《五月的矿山》到周立波的《铁水奔流》，无不涌现着一种昂扬向上的革命理想主义气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业生活致以了热情的讴歌。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战后的百废待兴和国弱民穷，为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谋求工业大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目标，以此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改造深深嵌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之下展开的文学创作因此也拥有了此后作家们无法复制的生活经历和审美经验。

  由于当时国情的现实需要，阶级斗争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没办法避免的日常主题，故而涉及这一时期的作品往往都避不开阶级斗争的情节叙述，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多偏向于表现工人阶级的斗争性和积极性，这一点在《长安》中也有所体现，连福政治身份的划定和工厂内部政治斗争的此消彼长等“文革”活动的描写叙述等都与此有关。此外，由于生产关系的落后和生产力的低下与赶超英美谋求工业大国的目标相矛盾，彼时小说中对工人生产积极性的描绘便显得多少有点不够真实。然而在革命理想主义的光辉照耀下，彼时的文学创作注重塑造被革命理想主义精神感召的工人形象。《百炼成钢》中的袁延发和《乘风破浪》中的易大光以及《钢铁巨人》中的郑心怀等工人阶级代表往往心怀国家和工厂生产，他们很少有消极情绪出现，即便有所懈怠，最终也会在先进工人的影响下重新发光发热积极奉献。彼时的文学创作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方向上倾注了作家们的无限热情，是服务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时代使命使然，有着较强的时代基因和意识形态属性，暗含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政治文化审美结构。这也成为日后很多工业题材创作一以贯之的文学叙事。

  而《长安》在处理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夕社会生活和军工生产的这一时代主题时，阿莹尽可能摆脱了工业题材的文学惯性和意识形态的过分介入。从对“文革”题材描写的破局，到远离“高大全”式的人物设定，阿莹并没有将作品与政治化的信仰进行强烈关联，而是聚焦工厂内外个人生活的日常和心路历程，为我们客观呈现了一群鲜活而真实的人物群像。在小说核心人物忽大年的刻画上，阿莹没有刻意强调忽大年强烈的政治觉悟和伟大的革命理想，也未将其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军工领袖，而是将小说的重心和笔触用在忽大年心灵轨迹的描摹上，说起一七〇师逝去的战友，忽大年难掩愧疚，听闻金门登岛失败的消息，他悲愤不已，面对国家军事装备落后的事实则心怀不甘。部队血与火的生死经历，尤其是朝鲜战争和中印战场的残酷无情，让身为高级将领的忽大年意识到装备落后会导致战场上数万将士失去性命，军工强大是国家强大的坚实保障，进而激发了他献身军工事业的自觉追求。这不是空头口号造就的目标与信念，而是鲜血和耻辱铸就的精神烙印，时刻提醒着他不能止步退缩，即便身处牛棚逆境、疾躺病床也不能阻止他对军工事业的不竭追求和对火箭弹研发的深切关注！这也是阿莹之所以倾注心血刻画他们的原因，“我通过阅读我国以往的工业题材小说，感觉把国家意志化身为一种僵硬的形象很难让读者信服。因此，我在创作中注意将国家意志渗透到具体工作中去，以再现政治因素在主人公成长过程的作用……政治可以严肃冷峻，也可以春风化雨，我努力将这个特征融入到事件的肌理里，表现在具体的工作进程中，使作品人物在那个浓郁的时代背景下，一步步完成人格塑造站立起来”①。正是阿莹这种深入骨髓的军工理解和真实叙述，我们得以看到一个个像忽小月、忽大年、连福和黄老虎等一群活生生的血性军工人，他们也会自私，有劣迹，也会贪恋权力，会冲动不理智……也正是这些有棱有角、真实而不僵硬的长安人，支棱起了共和国坚实的军工事业，也支棱起了小说《长安》的人物新谱。

  如前所述，以往的工业题材小说尤其是1949年后的“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作品，受时代环境与社会运动的影响较深，文学作品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改造的重要方法，在涉及个体与群体及时代环境的社会关系处理时往往采用二元对立的单一结构，私人生活同步于时代发展，难逃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内嵌。因此，彼时的作家们在人物塑造和情节构思的过程中，习惯将纷繁复杂的世间万物转化为文本中稳定的二元性结构，这种二元构架既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构成，也是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有效手段。这种叙事手法的好处在于，能凸显人物与社会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譬如歌德笔下浮士德的灵与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二元难题，从而引发对其深层结构性意义的思考。“二元对立是产生意义的最基本结构，也是作品的最根本的深层结构。”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似乎对二元对立结构有着异常的偏爱，呈现出一种不约而同的相似性，主要体现为人物描写上的单一化和简单化。通常，个体在工作、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基本是一致的，工作中表现出的勤劳勇敢，也会在别的环境中呈现同一状态。与此同时，作品中往往会塑造一个与之相对的懒散懦弱或投机倒把的二元对立角色，进而实现对主题人物的赞美和对对立角色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人物角色的设置往往会导致人物形象的扁平化和故事情节的单调，进而丧失对人性复杂性思考的可能。《乘风破浪》中有过官僚作风和生活出轨的厂长宋紫峰是通过与之相对的阶级觉悟高和质朴勤劳的工人阶级才完成了思想改造和人生蜕变，《百炼成钢》中的主人公秦德贵勇敢不怕苦和聪明勤快的特点与袁延发的摆资历小心眼儿以及张福全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大等形成了明显的二元对立。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呈现出以主人公为理想导向的正反两面和不同阶级及敌我之争之间的诸种二元对立。正因如此，这一时期的文学往往将“工人”塑造成“高大全”式的完美形象，使之成为整个工人阶级的代表，但这种处理却拉开了工人形象与实际生活的距离，抽去了他们的灵魂与血肉，而沦为性格单一、情感干瘪和叙事模式化的工业文学代名词。②

  《长安》则尽可能尝试打破工业文学的这一常规叙述手法，力图将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立体丰富和真实丰满。首先是在人物角色的选择定位上，主人公忽大年农民出生，历经多次战争洗礼成为高级干部并投身军工事业。阿莹并未将其定位为主流的工人阶级代表，也未将其塑造成一个十全十美的角色，他有过不曾圆房的婚史，也有着性格上的缺陷。黄老虎尽职尽责的同时也会沉迷权力。忽小月纯洁善良，工作勤勉，但也会任性不理智。爱耍小聪明的连福没有信仰，明哲保身但却会真心保护文物，重视情感。黑妞死缠烂打，思想保守落后但为人仗义，不离不弃。焦克己兢兢业业专心科研，但在婚姻与人际关系上却被常人轻视。能够正常的看到，阿莹尽力打破了工业文学人物塑造的常规手法，还原了工厂环境中人物应有的真实状态，对技术专家焦克己形象的刻画最明显，他精于技术而拙于人事，真实而不做作。二元对立作为一种小说常用的手法结构，虽然无法彻底被抛弃，但《长安》努力舍弃执着于个体与个体、阶级与阶级、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常规二元对立，摆脱了工人形象的刻板模式，在人物的塑造上内化了光与明、黑与暗、复杂与真实，将人物塑造得更真实立体，为我们构建了一组鲜活生动的军工“新人”群像。

  得益于作者阿莹在军工企业的工作经历，《长安》为我们呈现了不同于以往工业题材小说的新使命。在西方工业革命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工业题材进入文学创作视野，往往伴随着资本的剥削和机器的冰冷，欧洲19世纪的作家们曾极尽批判之锋芒。而工业题材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美学面相。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谋求国家强盛和建设工业大国成为举国愿景，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艾芜笔下的浓浓黑烟和高大烟囱是繁荣和工业化的象征，滚烫红火的钢水可以比肩太阳照亮天际。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工业大国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成为时代的迫切追求，由此诞生的一大批围绕工业生产而创作的工业题材作品都无不展现着对新时代新使命的强烈回应。

  小说《长安》的创新之处在于，其题材选择突破了普通工业题材中的传统使命和主题呈现，不再是热火朝天的钢铁炼制，也不再是工艺精致的工业美学，而是聚焦于隐秘在时代视野之外的军工行业。长安机械厂的使命之新在于其完成了我国军工事业从零到一的突破，实现了武器装备的拿来主义向自我生产自主研发的全面转型。阿莹的行业经历与经验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打破了此前工业题材作者们缺乏这类实践经验的创作限制，这一写作经验在阿莹另一篇描述秦岭深处研发导弹的舞台剧《秦岭深处》中有着更为详细的展现。行业之新，同时也带来了使命之新。从工厂紧急筹建初期缺技术没工人，到工厂建成炮弹制造走向正轨，从军工落后到炮击金门，从中苏恶化专家撤走到自行研发，从火箭弹到穿甲弹的迭代升级，长安厂的成长路径在一次次的困难磨砺与使命召唤之下越发清晰，也昭示着我国军工事业发展的步履维艰，《长安》为我们呈现出军工行业不同于农业和工业发展的新特征和新经验。正是《长安》“使命”之新，一代军工人的困苦与成长、军工精神与军工意志得以从幕后现于台前！

  在人物塑造方面，《长安》也有新的进展和创新。一是在长篇小说中首次塑造了军工行业中丰富的军工人物群像，这其中不单单是角色数量上的丰富，同时包括了人群之众多与人物阶层之多样进而所呈现的风格、意识和思想之丰富。二是摆脱了“十七年”与“文革”时期工业题材作品中人物不尽真实的弊端，在还原军工人的本来生活面貌和人性真实的同时，运用了一种类似英雄主义式的悲情人物结构，通过主人公忽大年的视角为我们突出呈现共和国第一代军工人心怀国家、坚守使命、攻坚克难、精益求精和勇于奉献的军工精神。

  千年农业文明重农轻商、男耕女织的社会观念和自然经济法则一直支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从新中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虽然在轰轰烈烈地不断推进，但小作坊生产与传统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经济结构仍然没发生根本性改变，小农意识的生存土壤依旧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变迁中稳固存在。小农意识的非主体性本质和保守性特点、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自我人格的依附性和狭隘生活经验及思维方法等都广泛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③。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迈进的社会主义冲锋号角不断吹响，这一代操持农具的农民群体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交织碰撞中面临着新旧思想观念的冲突，生活在古老黄土地上的所有人几乎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冲击，从农民到工人，从学生到政府工作人员，从军人到僧人，从男人到女人，他们的人生轨迹由此发生转折。正是这种新旧时代交替和变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使得《长安》的人物群像塑造有了更多新的可能。

  主人公忽大年便是一个意识复杂的杂糅型人物，在他的思想观念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农民意识对其生活行为的主导。在以往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治结构下，家庭往往是国家的缩影，政治上的皇权主义伴随家国同构观念的潜移默化而在家庭呈现为无可争议的家长专治和伦理上的不可僭越与无法冒犯。同时，内心深处的思想保守、浓厚的血缘伦理与强烈的宗族意识在忽大年的行为与心理活动中都有体现。忽大年与忽小月兄妹二人不同的人生经历和命运波折，相互映照，反差强烈，名字中大与小的长幼有序，年与月的秩序轮回，性别上的男女有别（男尊女卑），阿莹的这一指称和构思讨巧而不失尖锐，彰显着耐人寻味的文学魅力和意涵深刻的文化指涉。

  从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与心理描写来看，两人虽然是亲兄妹，但是在性格、为人处事以及人生经历上都有着较大不同，这也为人物的后续发展和兄妹关系走向埋下了伏笔。也许从忽大年送妹妹进入戏班走南闯北的那一刻起，这对兄妹的人生方向就已然注定。命运的神奇之处在于分别多年后两人于时代的拥簇中再次重逢，而由于性格和思维的差异，矛盾的爆发、关系的冷淡很快取代了相遇的惊喜，忽小月自杀离世后忽大年的愧疚与懊悔回应的是早年痛别忽小月时的不舍和担忧。最终，死亡结束了彼此命运的分岔。

  无论是哥哥忽大年出于“替”父母教育妹妹而在韩信坟前欲活埋忽小月进而达到杀其锐气的目的，依旧是觉得忽小月与连福的所作所为有辱家门，都凸显着双方观念意识中的巨大矛盾与冲突。在妹妹忽小月一句“你一个当哥的，管得着吗？”的质问中，双方关系降至冰点。正是这些矛盾爆发所带来的关系“决断”，使得忽小月陷入无枝可依的凄苦境地，在周遭无端非议和异样眼光的逼迫下，那个曾经自由前卫、纯真善良和光鲜亮丽的忽小月逐渐湮没于不幸命运中，背负逼仄生存环境和心理负能的沉重压力，在长安这个八千人的大“村庄”中找不到可以依靠和生活下去的希望与动力，逐渐觉醒的女性意识最终落败于心理底色中的农民意识，一跃而下的自我了结取代了曾经以之为傲的追求和抗争。

  对忽小月的死有着不可推卸责任的另外一个人则是心胸狭隘的门改户。他在小说中的出现本身便带有偶然性，从最初寄人篱下到阴差阳错代替姐姐进入军工厂，后来又在忽大年与黄老虎的权力斗争中左右逢源逐步攀爬为一个部门小领导，身份的转换并没有掩盖其自身性格和意识上的缺陷，反而在步入领导层后蜕变为夹杂着农民意识和小市民意识的阴暗杂糅体。即便为收集文物发财而招收门改户的连福也一定想不到门改户的人生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反差，从阴差阳错替人进厂，到最终用大字报逼死连福最爱的忽小月，阿莹在小说中早早就埋下了伏笔。命运的轮回是如此凑巧，尽管门改户当上了办公室主任，但他代替姐姐进厂的幸运后来却成为他姐姐胁迫他的把柄。为了养活自己和姐姐两家的九口人，迫于生计的门改户倒卖起连福私藏的文物。命运叵测，东窗事发，连福举报门改户倒卖文物，门改户因此锒铛入狱。再后来，出狱之后的门改户得知自己破坏的文物曾为周公所用，忽然顿悟，认为一切都是因果报应。面对家庭的压力、未来的迷茫和对周公的迷信以及所谓因果报应的醒悟，门改户最终选择了自杀。门改户的命运深深纠缠于他和姐姐的家庭关系之中。家，曾经给予了他人生的起始，因姐姐的养育而得以活命并进入长安发展，也正是因为姐姐，门改户每月一半的工资都要被拿去养活姐姐全家，迫使他倒卖文物最终走向死亡。而其入狱之后的表现却令人唏嘘，门改户宁愿背负一切罪名、跪地磕头，也要想办法让姐姐顶替自己进入长安工作。小说前半段中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令人不齿，而其命运将终时的初心回归又让人对其难生恨意。透过门改户的一生经历，能清楚看到渗透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生活中宗族血亲之间的断舍勾连，自食其果的保守迷信和锱铢必较有仇必报的狭隘心胸，以及军工场景之外另一幅家长里短的真实百姓生活图景。

  而连福这个因时代偶然性给予了门改户改变命运机会的人，其自身也在命运的垂青之下因一泡尿得以改变人生轨迹，后来又因这一泡尿所带来的日军奖赏而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连福生性淡然且命运颇具戏剧性，阿莹对这个人物的描写可谓是颇费笔墨。连福没有像主人公忽大年一样付出一切、呕心沥血的军工情结，也没有像满仓一样慈悲为怀、纯良质朴的济世之心。不同于小说中其他人物的情感常态，连福的深情和专一仿佛一股清流，而面对国家大事却绝不外传自己的“独门秘诀”。他精明却不世故，没有像忽大年一样的强烈国家意识和军工意识，也没有因袭浓厚的农民意识，更多的是一个以自我为利益中心的普通小市民，一心追求自己的爱情、财富、自由和未来，在命运悄无声息所泛起的涟漪中秉承着自我的简单和执拗，随波而漾。他生活在自己一心构建的自我圈限之内，不谙世故也不屑于与世故为伍，但他的自我不是鲁迅揶揄和批判的皮袍下压榨出来的那个“小我”，而是执着于简单生活没有妥协于俗世环境的自我。需要指出的是，阿莹笔下的这一人物形象虽然在故事情节的推动上起着不可或缺作用，但其茕茕孑立略带出世精神的言行举止多少显得有一点不够立体真实，这大概与真实的生活中缺少其生成的精神土壤有很大关系。

  除却主人公的亲情路线，主人公忽大年与黑妞的另外一条情感纠纷路线在小说中不时穿插迂回，呈现出另外一幅亦侠亦情的多彩图卷。作为小说中的初始变量，黑妞的出现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情理之外。小说开篇，她是一个胆敢袭击绝密工程领导人的悬念人物，激发起读者一探究竟的兴趣，伴随对黑妞初来西安寻找丈夫未果举棋不定的心理活动描写，一个真实、戏谑的矛盾点得以迅速凸显。小说中还有一个与忽大年感情纠纷类似的人物钱万里，他出场不多，但每一次都能在关键时刻推动情节发展。二人都遭遇新旧两个老婆的情感纠纷在小说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又不完全一样。小说中通过这两段感情纠纷呈现出时代的巨大变革所带来的思想割裂和观念冲突。黑妞的婚姻固然有命运的偶然与不幸，但作为曾经的黑家庄妇女主任，她对婚姻的执着并未随时间的流逝与时代的新思想的到来而改变，旧有生长环境形成的婚姻观念影响并主导着她后来的行为。黑妞为了让忽大年承认自己是他的大老婆，居然想到在写着“黑妞是我大老婆”七个字的纸条上逼迫忽大年按手印，故而袭击了身为国家八号工程要员的忽大年，双方关系逐渐缓和后又不断给忽大年送东西，导致两次引发忽大年的婚姻危机和家庭争吵。黑妞对自己身份的执着从未间断，即便是后来忽大年全家撮合她与黄老虎姻缘的时候也没有动摇过。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黑妞这个新时代的黑家庄妇女主任，孤身跨越半个中国千里寻夫却只为争得一个“大老婆”的名头，并且期盼忽大年能和自己一起回黑家庄种田，宴请父老乡亲们。她因煤气泄露在澡堂昏迷，在医院醒来后首先想到是，“一个被男人看光了身子的女子，还怎么在世上活呀？”这一心理活动更是暴露了植根在黑妞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无论黑妞是不是真的爱忽大年，还是因为忽大年偷看了自己身子因而必须与其结婚，又或是要完成黑爷爷所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人生遗愿和道德歉意，究其本质而言，黑妞人生选择背后深隐的是农业社会沿袭已久的男权主义为主导的价值观和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婚姻观。活在男性目光注视下的女性注定是 S.M.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眼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难逃沦为“第二性”的思想宿命。社会新旧交替所带来的观念更新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易事，男女平等的新思想并没有伴随“妇女主任”入驻农村的社会主义运动而深入寻常百姓的头脑之中，对以农业和农村人口为主的传统中国社会而言，思想变革对民众的影响仍需时日。因时代处境和创作着眼点的不同，在新旧观念碰撞和相关故事情节的处理上，阿莹有意回避了赵树理在塑造农民先进形象上的那种尖锐批判性，笔触虽然温和却将读者的目光引向了女性思想何以形成的文化反思上。

  《长安》军工环境所圈限的人和事虽然并非那个年代社会生活的全部，但却是国家安全得以保障的中坚力量，少有人知却真实而充满力量。从驰骋沙场的战士到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员，从脱离土地的农民到技术娴熟的基层工人，从大学毕业的科研工作者到充满理想斗志的杂志编辑，从被迫还俗的僧人到千里寻夫的妻子，从精明圆滑的小市民到为祖国牺牲的战士，从异国他乡的专家到天南海北的敌人，作者用充满温情与真实的现实主义笔触将这些不同背景、不同国别、不同阶级、不同身份、不同思想的众多人物形象付诸笔端，从一定意义上打破了工业题材小说人物阶层与人物类型教条固化的刻板印象。相较于“十七年”与“文革”时期工业题材小说的人物群像刻画，《长安》以一种更真实、广阔与细微的视角为我们塑造了更多生动鲜活的军工人物形象，同时透过这些不同人物的曲折经历将其牵涉的新旧观念冲突、阶层意识和生存状况缓缓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勾勒出一幅丰富而真实的军工新图景。

  在人物形象的具体塑造上，小说《长安》的叙述笔调充满温情，内敛克制的文辞表达中深隐着对命运和奋斗的悲悯。从小说中丰富的人物设定与小说剧情走向来看，在炮弹的研发上，整个长安机械厂只有忽大年与焦胖子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是全身心投入，竭尽微薄之力推动着军工事业的发展。小说中的其他人则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干扰而有着各自的追求和考量，黄老虎觊觎权力，门改户有着对于权力与生存的需要，连福注重于个人自我，忽小月执着于爱情，黑妞纠结于婚姻，满仓心无杂念虔诚信教，等等。这些军工事业之外的描述与刻画才最接近人生本相，他们有着来自生活中柴米油盐的生存压力，有着生命个体的基本欲望与生理本能，也有着各自所希冀的生活理想和人生追求，而不仅仅只是以往该时期作品中所呈现的基本上没有私欲与不同“想法”的“工具人”。也恰恰是作者对生命本身的尊重和对人物角色的本色理解，使得主人公忽大年的人生显得格外耀眼与悲情。耀眼之处在于，其对祖国军工事业的献身与追求超越了囿于各类基本欲望的同僚，而将自身有限的生命投身于炮弹研制，哪怕是身处牛棚，哪怕是职位被贬，哪怕是亲人相继离世都无法阻隔其内心对于军工的追求与军工精神的传承。而这也正是其悲情之处，放眼整个长安，似乎也只有他一人犹如英雄一般面对各种困难矗立不倒，政治运动的风波曾经压垮了他的肉体，却未将其精神压垮。无论何时，无论何境，他都坚守初心坚持奋斗。

  太阳钻进了薄薄的云层，似乎给忽大年披上了暖暖的戎装，他双手杵着一根枯枝，腰板挺拔，矍铄焕然，定定地端立在高耸的山梁上，注视着伸向远方的靶道，就像站在指挥壕里，手拿望远镜注视着冲锋陷阵的战士，就像站在办公楼的窗前，注视着赶来上班的长安人……④

  小说结尾处第二代火箭弹试射开始前的这一场景描写无疑强化了忽大年献身军工的无悔一生。这位对军工倾注了全部心血、如悲情英雄般屹立不倒的长安灵魂人物忽大年，虽然不够完美，也未一味保持昂扬恢弘的人生基调，但在命运的苦难与历史的轮回中却能完美恪守自己对军工事业的职责和使命，以无我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将坚韧不屈、克服万难的军工精神永葆心间！

  作者对这一代军工人心存理解之同情，温情真实与合乎情理的笔墨使他们跃然纸上，言述其背后命运变迁之中难以言明的时代隐痛，国家意志与个人意愿之间的交织、摩擦，个人自我追求与粗粝现实之间的碰撞、撕裂。阶层变迁与历史轮回交替，柴米油盐与欲望本能交织，那一道道附着在每个人物身上的枷锁与责任，那段困苦悲壮、勇毅前行的艰难岁月，激荡人心也令人唏嘘。这一群人在岁月的砥砺中奋勇前行，或波折或欢欣，或悲壮或慷慨，无数的他们在各自的命运流动中成长交织、延展汇聚，最终在历史的湮灭中籍籍无名。正是经由阿莹的如椽巨笔，拨开时代遮蔽的历史帷幕，生动再现了军工人真实而坦诚的内心独白，让我们正真看到了一个个真真切切的灵魂、一张张质地清澈的面孔。

  工业与日常生活有着一定距离，大众也因其陌生而心存隔阂之感。这类题材小说创作面临的明显局限就是其题材远离生活和创作空间的有限。而创作上的空间狭窄极易使得小说文本陷入模式化和单调化的困境之中，不管是在曾经的十七年文学现场还是杰作迭出的当下，这都是扩大阅读面和获得读者进一步接受的一大阻碍。⑤就题材类别而言，工业题材的独特属性限制了其创作空间上的别的可能，这与“十七年”与“文革”时期的社会背景也有很大关系，社会运动驱动之下的工业生产模式使得工业类题材的小说基本被圈限在与社会大众有着非常大隔阂感的“工厂”场域之中。从采矿的矿场到炼制金属的冶炼厂，从流水生产线到轰鸣的机器声，“十七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题材创作几乎都在几个往复循环的单调场景中进行着有限切换。时过境迁，社会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不断开阔着国人的视野，文学创作的题材也逐渐多元。尽管改革开放初期的《乔厂长上任记》走出了“十七年”时期工业小说的“困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与中国近四十年的社会巨变和工业发展不相匹配的是，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却不断走弱，在急速变化的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渐趋成为边缘性的书写题材。直至今日，工业题材小说仍然是不大受作家和读者关注的“冷门”题材。

  《长安》逆“冷”而上，将目光对准保障中国发展得以可能的国防军工。作者阿莹积四十余年的创作经验和人生体验，开新拓域，打破工业小说局限于“工厂”场景的陈规叙事，在工厂内外与政府机关、流水生产线与战斗前沿，军工研发与文物倒卖、异国留学生活与苏联技术援助等多重维度之间展开叙事，为工业题材小说提供了崭新的叙事元素和截然不同的生产生活新场景。

  通过对“炮弹”这一军工物质产物为书写本位的叙事驱动，阿莹巧妙地将坐落于古城西安的“长安机械制造厂”的生产车间和工厂延展至天南海北，推进到前线战场，联通起国内与国外的跨国交流和“异域”生活。从空间维度来看，《长安》中不同环境的描写叙述除了最为常规的生产车间、宿舍与工厂，还囊括了东南方位的金门炮击战、东北方向的珍宝岛战役和西南边境的对印反击战。以金门炮战为背景的“铁路叙述”有机弥合了运送炮弹的故事主线与连福和忽小月的“车厢”爱情辅线之间的线路分叉，车厢与铁轨之间的哐当哐当声穿越天南地北，美好爱情的妙不可言与震耳欲聋的轰隆炮战交织其间，阿莹不动声色地将叙事场景从秦岭脚下的生产后方——长安机械厂转送至东南方的金门战场。

  除了为读者首次侧面呈现共和国大规模炮击的壮观场景之外，小说《长安》在渲染连福与忽小月初次近距离面对战争之残酷和紧张的同时，也直观展示了从起初登岛失败到全面反击背后我国军工炮弹的发展。此外，在小说中期西南边境方位的对印反击战和小说中后期东北方位的珍宝岛战役阿莹也都采用了类似的叙事手法，借助“炮弹”这一物质载体的关联性叙事勾连并配合国内外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和发展趋势，从而将小说场景由生产的大后方前移至炮弹应用的战争前线，深刻揭示出“战争与和平”背后的军工逻辑。

  从东南沿海的金门炮战到推进到国内边境线对印反击战和珍宝岛战役的战争叙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小说领域从军工视角对这三次战争的首次刻画，小说《长安》在当代文学史上“破局”之举⑥为类似题材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学资源。在三次战争的具体描绘上，阿莹分别采取了了不同的叙事手法。金门炮战没有直接描绘正面战场，而是延续连福与忽小月的情感主线和主观感知，透过二人在战争后勤部门的经历从战场外围为读者侧面呈现了炮火的威力和军工装备的重要性，这和荷马《伊利亚特》中的长老们站在城墙上谈论海伦之美的手法类似，不见其人而其威自显。对印反击战则是经由忽大年和毛豆豆惊心动魄的战场穿梭，在一老一少、一生一死和一输一赢的对比中正面描绘了瞬息万变的战场局势和战争的残酷。而写到珍宝岛战役之时，阿莹的写作重心在于强化军工人勇于奉献的军工精神，故而经由忽大年、连福和忽子鹿等人的侧面视角为我们展示了军工技术对于战争局势的影响。虽未正面直击战场热战，但从穿甲弹试射到从江中吊起坦克研究，阿莹以一种不同于金门炮战震耳欲聋的“无声”方式描绘了战争的紧张与压迫。三次战争的描绘分别从侧面与正面、战场新人与战场老兵、有声之炮与无声之技等多个角度展开叙事，妙笔生花，异彩纷呈，实为战争文学和战争叙事的一次新尝试。

  此外，赴苏实习的“异域”生活新场景描绘也丰富了当代小说的创作视野。前苏联作为深刻影响新中国政治生活和军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小说《长安》叙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历史事实。如何合理处理“苏联元素”在小说中的呈现，对作者阿莹而言是一个挑战。如果只是用爱情和家庭的一般性处理，那么势必会让小说落入旧有叙事窠臼。以往工业题材小说往往都会在小说中穿插安排一些拥有国外经历的技术工人典型，但大多仅只是在文中作为背景粗略一提，少有将其完整叙述呈现。

  挑剔的读者需要新鲜的元素和独特的故事，作家们的创作也需要新的养分和经历来滋养。军工题材小说的独特性有待能够驾驭它的小说家出现，《长安》的成功和幸运在于，阿莹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经历都足以支撑他完成这部鸿篇巨制。得益于阿莹俄罗斯游阅之经历，能够正常的看到作者在尽可能地尝试打破工业类题材的空间桎梏，国内有天南海北的地域场景之自如切换，还有国际空间视野下的尝试性突破和苏联元素的引入。通过对中苏关系交好时期忽小月等人赴苏学习的描绘，阿莹成功将叙述场景拓展至异国他乡的新环境中，金门炮战的紧张氛围转换为异域风情的舒缓轻快。尤其是围绕忽小月靓丽衣着、生日聚会以及苏联文化等的细致描写，风格明快，张弛有度，叙事元素“中”中有“苏”与“苏”中有“中”，彼此交织，异域舒缓的节奏也为忽小月后续日趋紧张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文革”是无法回避的一段历史，很多作家们对此讳莫如深。在《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党中央对“文革”作出了明确的历史评判，指出其“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⑦。然而政治上对“文革”的重新认识并没有引发相应文学主题的创作，在涉及“文革”时期的小说中大多数作家只是把“文革”作为小说叙事展开的背景性因素，而未曾有直面“文革”历史的主题性写作。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阿莹没有因题材敏感退而却步，而是将炮弹研发、忽大年的职位变动和和忽小月的人生悲剧放置在受“文革”派系冲突的政治运动中进行了细致描绘，既展现了“文革”派系斗争的真实场景，也揭示了军工人迎难而上不移其志的使命坚守。

  阿莹的勇敢尝试不仅突破了“文革”书写的禁区，也更新了工业小说的审美表达，提供了全新的审美经验。战争风云、文物倒卖、异国情调，这些新的场景和元素都突破了“十七年”与“文革”时期文学创作的经验和写作规范，在政治正确和主题先行的单一格局中实现了“重回现场”的真实再现。譬如连福与忽小月二人突破阶级成分的爱情以及二人于押送炮弹的火车上的肢体接触到面对世俗怀疑二人依旧难分难舍，直至于宿舍楼里的男女交欢。这种逾越阶级与身份差异的情欲突破了彼时强调阶级斗争和政治正确社会背景下的叙事僵化。将忽小月这个“不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物角色与时代的混乱和荒谬并置，既体现着阿莹对美好的追寻，也暗含了他对不合理之时代的含蓄批判。

  除了在战争叙事和军工叙事上有创新之外，小说《长安》在叙事视角上也进行了新的探索，抛弃了一般小说以主要人物为中心的叙事模式和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为主的叙事视角，而是以不同事件和不同人物为叙事单元，进而完成对人物群像的塑造。为了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长安》还在故事叙事中穿插人物心理活动的微妙变化，在人物意识流动的自然流淌中移步换景，二者互相叠加，转化流畅，没有丝毫的生硬感，这也是这部军工小说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涉及作品每个人物角色关键时刻的心理描写，阿莹都毫不吝啬手中的笔墨，倾其所有描摹了他们内心复杂而多变的思想轨迹和情感波动。从小说起始黑妞袭击忽大年事件中黑妞起伏犹豫的内心纠结，到忽小月被下放、倒卖冰棍、大字报事件直至自杀的心路历程，阿莹贴近人物内心的情绪变化，生动勾勒了两位女性在思维和性格上的诸多差异。这种贴着人物处理的心理内向视角描写，辅之以全知叙事视角的场景描写和故事叙述，巧妙克服了第一人称叙述的限制性不足，又规避了全知叙述引发的不真实感，既增加了代入感，拉近读者与人物的距离，又合理推动了小说走向和剧情发展，而不显得突兀与生硬。不论是讲述连福将黑妞带入长安、私藏文物和拒收忽小月信件的经过，还是对忽大年职场失意的苦闷和参加对印反击战的心理描写，阿莹借助人物心理意识流的贴切书写，细腻呈现了人物角色的思考逻辑和情绪波动，从而合理推动了小说的剧情走向。

  为共和国的军工人代言，言其艰难中的坚韧，述其困顿中的坚守，向读者和时代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军工人形象，这是阿莹创作《长安》的最大心愿：“我从小生活在一个负有盛名的军工大院里，在这座军工厂里参加了工作，又参与过军工企业的管理”，且与工友们保持着长期的交往。在交往过程中，作者深感“军工人有着与普通人一样的欢喜和烦恼，需要着普通人一样的柴米油盐，他们跟共和国一样经历了种种磨难，即使个人蒙受了难以承受的屈辱，即使心爱的事业跌入了低谷，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始终不变”⑧。

  阿莹的军工情怀植根于他早年军工生活的人生经历，这种情怀萦绕在其近三十年的行政工作生活之中，最终幻化为一部扎实厚重的军工题材小说《长安》。《长安》见证了秦岭根脉哺育的厚重军工和千载时空更迭印刻的思想印记，为我们生动呈现了一幅共和国第一代军工人喜怒哀乐的真实生活图景，展现了军工人甘于奉献的军工精神和攻坚克难的军工使命，他们流淌在血液中刚强坚韧、临巨变而不自弃的生命态度，散发着熠熠生辉的军工之魂和生命之光，光辉而不失深刻，内敛而充满温度，必将在当代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笔。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梅洛-庞蒂艺术哲学中的‘非客体’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8XZX019）的阶段性成果]

  ①④⑧阿莹：《长安》，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470、463、468页。

  ③袁银传：《论农民意识现代化转化的具体道路》，《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

  ⑤陈思广、廖海杰：《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成就不高”评价问题与反思》，《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⑥肖云儒：《〈长安〉的“破局”——评阿莹的长篇新作〈长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3期。